朱大同烈士简介(朱大同到底什么身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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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38年5月11日,美合众社记者哈里森·福尔曼在上海拍下了一张照片,他给这张照片的备注是”共产党人朱大同,视死如归,大笑赴死”。

照片上这个名为朱大同的男人,头发梳得很整齐,脑门锃亮、鼻子高挺,穿着单件衬衫;他的眼睛眯成了两条缝,却露出了一口白牙。是的,他在笑,他笑得十分坦然,而周围的人或表情严肃或一脸茫然,仿佛并不处于同个情境之中。

这是一张充满了谜团的历史照片,包括拍摄者所作的注释也是扑朔迷离的一部分,人们最好奇的是:照片上的这个他为什么笑?

有人说他笑是慷慨赴义、有人说他笑是恬不知耻、有人说他笑是死得其所……

历史的真相是一条奔腾的河流,又时在地面流淌,又时在地下涌动,不过它从未在这个世界消失、只是隐没于众人的目光以外,继续完成着历史赋予它的使命。

朱大同是谁?

朱大同,民国23年叛变投敌、成为中统特务,民国25年致使枣庄早期党组织创始人郭子化被捕。

民国28年1月在家乡萧县秘密发展特务组织、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同年五月发表多篇文章诬蔑中国共产党、侵蚀抗日民主根据地。

民国30年春亲自率兵攻击萧东办事处,同年夏被日军逮捕后又因向日军投诚而被释放,民国38年被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以叛国罪处决。

但朱大同的经历又可以这样书写,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36年已经被逮捕的郭子化在他”疏忽”下巧妙逃脱,1941年被日军逮捕后逃脱或被”释放”。

1942年领兵与日本人交战44次,1949年2月加入”孙文主义革命同盟”策反保安团、警卫师、要塞炮台部队迎接解放军渡江。

1950年顶着”滔天罪名”被新中国上海市政府追认烈士,1981年再次被民政部认定为烈士。

当人们看到第一段描述时,或许和围观朱大同临刑的百姓一样,对他充满了鄙夷和唾弃,一个几次变节投诚的无骨气叛徒,一个卖国偷生的罪人,双手沾满了罪恶,死不足惜。

可第二段描述出来,人们迷惑了,这怎么成了一个忍辱负重的隐蔽战线战士,一个奋勇抗日的英雄,在龙潭虎穴中机智周旋,在烈火之中永垂不朽。

疑问涌上众人的胸口,由此,朱大同的疑点重重的人生经历就成了一个个问号,怎么一会儿是个叛变者,一会儿是个烈士?一会儿有卖国的嫌疑,一会儿又去领兵抗日?

一会儿说是他投机不成、一会儿说他是投机的不爱国,正是因为爱国。他到底是谁?

然后又望向那张他满脸灿烂的照片,拍摄于被处决之前,颇有谭嗣同”我自横刀向天笑”之风范;再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,乃至今日仍有人争论他是英雄、十恶不赦的坏人还是投机者。

朱大同的争议

首先有人对他的烈士身份产生了质疑,是不是1950年信息不足,没有发现其丑恶行径,误判为烈士了?

但1981年的再次认定证明朱大同确实是烈士,不存在信息不对等误判的情况。那是不是只为了表彰他为1949年的策反活动所做出的的贡献、不再计较曾经的过失?

想想,一个看似早早叛变又沾满同志们鲜血的恶人,如果真如此,那两次评为烈士怎么给牺牲的同志们一个交代和公正?

一个轻易变节、贪生怕死的人,凭什么用烈士这两个字称呼?朱大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?

评定其为烈士,是承认他后期依旧是地下党成员的身份、还是表彰他的某个行为,其实两次烈士身份的评定已经将答案昭知天下。

于是人们开始怀疑,朱大同是否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?在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的英名册上,答案被找到了,上面明确写下朱大同”中共地下工作者”。

在以往资料中,并未明确指出朱大同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从事的是地下活动,反而明确的是他有成为中统特务的经历。

中统等特务机构向来以阴狠严密著称,不可能容忍一个中共地下党来到他们当中继续工作。有人又问,如果是他真的是红色特工,那为什么没有郭子化为他公开翻案的资料?

这倒是非常好解释,地下党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身份必须保持隐蔽,就算真要放走郭子化,他也可能不会暴露自己潜伏的事实,如果所救的是歹人,变节之后将自己供出,努力都将付之东流。

如此分析后再回看那张就义前的照片,那样的笑容于当时的不知情者看来是恬不知耻,于今天不熟悉那段历史的现代人是莫名其妙,但是了解的人怎会不动容。

这样的笑容并不是独一份,台湾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被处决前,敌人曾想拍下他们狼狈不堪的样子来宣传,不想个个都是从容不迫,面带微笑,这或许就是隐蔽战线战士视死如归的自豪。

因为没有明确的历史资料支撑,朱大同的事件仍有许多疑点变成了猜测,需要等待历史资料的进一步解禁研究,但朱大同是烈士的事实,不可否认。

地下工作者的身份需要经过漫长的历程才能被确认,这不只是朱大同一人的遭遇,作为隐蔽战线战士,他们中的大多数,从选择革命开始,生死都置之度外,根本就无惧陨后无名的结局。

无名英雄

因为谍战题材影视作品的盛行,革命年代的地下党其实并不是一个闻所未闻的群体,但文艺作品在艺术加工后,和历史原貌始终还是存在差距。

大多数人都以为革命胜利了、好人马上就可以有好结局,事实上,革命胜利的红色旗帜,是革命者用鲜血换来的。

因工作性质而特殊的地下工作者,他们的名字要被大张旗鼓地写在胜利的旗帜上,确实困难重重。

有的人,哪怕革命胜利,还要继续潜伏在岛上的虎穴之中,保护新中国的安全,有的人牺牲了,一旦身份公开,他们亲属后代的安全和平静生活或许会遭到威胁。

种种原因,导致了这些在黑暗中争取光明的革命者,阳光一时难以照耀在他们的身上。受文艺作品的影响,人们给这份艰苦的革命任务赋予了很多浪漫色彩,事实并非如此,完成这项工作的困难与痛苦是人的想象难以抵达的。

地下工作者们需要深入龙潭、在危险重重的敌人心脏附近工作,才能获得最有重要的情报。

他们要扮演心中所厌恶痛恨的敌人的一员,穿着敌人的制服、喊着敌人的口号,他们要躲过中统、军统多疑狡诈的目光,还要安全把获得的情报送到联系人手上。

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,不止他们自己、亲属和师友皆遭大祸。

更为困难的是,为了保证隐蔽战线战士的安全,其工作组织形式基本采用的是单线联系,这是用血流成河的惨痛教训换来的经验。

早期出现过一些品性不坚的变节者,各个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,严重的几乎瘫痪、承受的是灭顶之灾。

49年前后,为了完成国家统一大业,1500余干部入台,可因叛徒出卖,1100余隐蔽战线先烈被公审处决。但单线联系的不利之处是,一旦联系的任一端被切断,隐蔽战线战士的身份将难以证明,他们中的许多人,惊心动魄的革命事业一生也不会被人得知。

敌人的手段是极其残暴的,他们”宁可错杀也不放过”,每一次执行任务,每一个人都是死士,哪怕能劫后重生,有时迎接他们的不是荣誉和奖章,而是百口莫辩的骂名,是死无对证的含冤而终。

如今,许多秘密文件解禁,一些含冤的地下工作者同志得以平冤昭雪,却也有不少革命者,哪怕是经过辟谣、他们的名字已经被评定为烈士。

谣言依旧甚嚣尘上,被别有用心之人用春秋笔法抹杀他们的功绩、诬蔑他们的英名;其实许多谣言是不堪一击的。

不可思议的是,总会有人盲目听从,不去了解、不去认识,或是对教科书、对正史嗤之以鼻,转去对一些野史杜撰崇拜盲从。

历史在他们那里,不过是打发闲暇的、非常无趣的通俗小说,那些为革命壮烈牺牲的人,在他们眼中,也成了投机者和阴谋家,这暴露了现代人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是冷漠的。

没有白流的血,只有悲哀的人,悲哀的不是奋勇的英雄,他们给了无数的后人一个光明的未来,岂曰无名?

山河即名;悲哀的是那些不记得的人,他们不知来路,自然也将困苦于去处,光明始终在等待他们,而他们自己背离了。

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历史冷漠的旁观者,每个人都是汇成这条奔腾江河的水滴,选择蒙住双眼不去目睹它的真容,遗忘了源头的先辈,将难寻自己的流向。

拨开混沌的迷雾,执一支公正的笔,是对先辈、对自己的负责,也是给后人留下一片真相的阴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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